无论如何，司法程序比行政程序公正性更强。
试问，这里的A1与A2, B1、C1与B2、C2是同一主体吗？恐怕并非如此。许多学者基于功能主义的立场，如以充分权利救济保障等角度主张放宽程序行为纳入受案范围。
所谓程序行为，学理上的称呼并不统一，这里指代行政行为（行政处理、行政决定）作出之前的各种过程行为，包括申请、受理、部分决定、先予审批甚至是各种准备、论证、研究、层报等行为。就受案范围来说，从行为作出结果出发判断是否实际影响权利义务，从而界定行为属性的做法，既是循环论证，也是受案范围容易与原告资格混淆的根本原因。三、牵连性阶段体系的立法政策论 以上，笔者严格基于规范主义的法解释学立场，分别对作为起诉条件的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进行了考察分析，明确了两者的异同，对理论与实务中的混淆予以了澄清。此即行政机关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实际影响权利义务的行为等式。[32]该案中，房产处理决定载明对象是甲，但其目的指向很明确是利用甲来处理乙的权利义务，甲是手段，乙是目的。
（二）行为不法的逻辑：相对人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的重合 笔者于本文中已提到行政行为本来就是一种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这不仅是由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理论决定的，也是行政行为从定义上就拥有的一种性质（构成要件）。反过来说，当投诉举报答复行为不是行政行为时，作为相对人的投诉举报人权利义务一定没有被实际影响，因为根本不存在法律效果。这种理解突出了行政许可之于相对人的受益性，却忽视了行政许可对于社会公益的促进功能。
但是，设定与实施密不可分。《行政许可法》第8条有关变更或撤回已生效许可时对相对人予以补偿的规定，部分地具有维护相对人期待可能性的功能，但是此方面的规定尚可补充。第一种情况是，如果法律规定或该行政行为已经对废止作了保留，则不适用信赖保护。第三，如果由于非相对人的原因，行政机关决定中止或废止许可，相对人的正当利益很可能受到巨大损害，可能构成对许可这种特殊财产权的管制性征收[14]。
废止的目的是使行政行为适应新的情况[34]，许可实施机关本身并无过错，而补偿必然会成为处置应急状态的一大障碍。许可中止结束后，许可的效力即告恢复，有效期应当延续。
摘要: 《行政许可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未涉及行政许可的效力基于应急状态的变动问题。《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国家主席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原则上说，上级机关的规定仍需原许可实施机关通过具体的废止行为予以转化。1.许可中止的适用形态 目前，法学界对于许可中止内涵的讨论相对较少。
如果进入紧急状态，那么政府可以拥有超常的权力和行为程序，这符合形式合法性的基本要求。表1 非常态法治的类型 作为紧急状态和战争状态之外的独立形态，应急状态与紧急状态、战争状态一样，都属于法治的非常状态。这种状态同样属于非常态法治，但事态的严重性尚未达到紧急状态的程度、尚不需要国务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亲自决定，即应急状态。3.许可中止的法律效果 许可实施机关作出许可中止的决定后，已被授予的许可就应按照决定中载明的时间，发生许可效力暂停的法律效果。
（二）应急状态下的许可废止 1.许可废止与行政行为的存续力 与中止不同，废止意味着行政行为效力的彻底灭失。[6]应急预案不能超越法律规定而创设许可实施的新制度或者赋予政府应急管理职权。
如果被许可人及利害关系人对中止决定有异议，可以向行政机关或审判机关提出审查请求，但是基于应急状态的特殊性，对中止决定的审查应当采用宽松标准，充分尊重许可实施机关的裁量权。废止不仅与依法行政原则不矛盾，反而与该原则一致，并且受该原则的支持。
此外，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状态下的许可废止需要解决废止的决定主体、决定程序以及损失补偿等问题[27]我们在理解同案同判时，往往忽略掉了其中不同者不同对待的面向，即法律系统通过改变实现稳定性的一面。到了今天，风险社会需要人们对未来有更高的预测程度，以预防当下决定可能产生的未来损失。变异性/多样性的要求，是法律系统社会适应性的一种体现。从功效角度来说，法律系统的方法选择并非是任意的，而是要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领域的特点相吻合。
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后果、经验和利益等工具的使用，在法律系统当中也是功能定向的，而且受到法律系统的规约，从而使得这种以系统外符码为定向的法律外要素，在进入法律系统之后都要发生相应变化，服务于法律系统的功能定位。但这种刑法的功能主义进路更像是一种目的论的变种，虽然其理论基础也是在社会系统论基础之上，但并未从法律系统的整体功能（稳定化规范预期所包含的冗余性与变异性/多样性的双重要素）角度透视刑法的意义，也未从刑法之于其它社会子系统功能实现的功效意义（比如对经济系统运行之功效）上对其进行界定，参见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126页。
但这些方法并不是完全随意使用的，而是要与法律系统的功效联系到一起。法律系统的变异性/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也决定了目的导向的法律决定的两个侧面：一方面是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法律系统相应地发生变化，比如在社会观念已经发生变迁的情况下，法律系统相应地对平等婚姻等问题作出改变。
因为环境变化之后相应后果已经呈现，或者大致可以确定，法律只是对之进行滞后性的调整。因此，法学需要融入更多的未来视角，其开放性程度也与日俱增。
只有通过变异性/多样性，才会使法律系统不断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而实现法律系统运行的稳定：一方面可以使法律系统适应多样化的社会现实，使抽象化的概念形成可以结合具体的现实有多样化的实现方式。某种后果的确定通常也属于此类事实，如抽烟有害健康开车会提高空气污染核电站会产生泄漏风险等等，参见王鹏翔、张永健：《经验面向的规范意义——论实证研究在法学中的角色》，《中研院法学期刊》第17期，第234页。目的考量应该区分为价值意义上的目的和目标意义上的目的。比如住宅要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隐私需要具有私密性等特征。
随着工业社会复杂性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法学从封闭的概念体系逐渐走向开放。[7]这是如何处理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重大问题，法教义学如何回应和处理这一问题，决定了法教义学的未来。
如果系统与环境之间完全丧失这种信息交换，那么社会子系统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其功能也难以实现。[18] 在凯尔森看来,知识体系属于法科学范畴,而法律解释则属于法政治范畴,前者是科学,后者融入价值判断,是政治。
以上两种工作可以归纳为范畴式的概念形成和目的论上的概念形成这两种类型。这种知识储存的功能，不同于价值判断的推理过程，而是将已形成的价值判断固定下来。
（3）外部知识来源于何处。同样，法律系统自身对社会的调控，也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需要直面社会运行的法则。前一种是法律系统被动适应环境之变化。（2）由于后果的复杂性和难以测定，后果的引入具有限定性，需与传统法教义学的概念形成、构成要件等结合到一起，实现后果引入的内在化。
[11] 随着时代需求的变化，法学的体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冗余性和变异性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方法体系，只有在功能定位的视野下，才能将具有异质性的方法体系融合到一起，统合在法教义学的框架之内。
[49]通常来说，目的论式的概念形成，有助于法律系统多样性的实现，并且指向法律系统外部。另一方面，则是法律论证的可能性条件，即观察法律论证是如何做出的，这处于法律系统自我描述的三阶观察层面。
传统法教义学所发展出来的诸多方法仍具有重要功效，并能解决法学中的大多数问题。[2]一方面，法教义学阵营的学者开始反思法教义学的开放性，以及法教义学自身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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